年我刚入华东师大，在研究生楼前见到一只募捐箱和一张募捐海报。海报称，数学系研究生某某某因患肝病治疗良久，身体虚弱，急需加强营养，而家又在江西，经济压力很大云云。海报所列理由实际上是这样：某人因病需一笔营养费，因家在江西拿不出这笔营养费，乃请求他人援助。我也恰好是刚从江西来的，对“家又在江西”自然很有体会。但我没想到“家又在江西”竟然可以成为募捐的理由，而且是一经点出大家即可心领神会的强有力的理由。也就是说，在上海，在中国社会，在公众意识中，江西的形象即是穷山恶水、贫病交加的形象。
正当我反复咀嚼“家又在江西”的辛酸滋味时，一位与我一同来沪上学的老乡托人捎来口信：医院住院，嘱我去看他。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无力地握着我的手，侧着脸轻声说：“老兄呀，我不行了。”说完，两滴眼泪分别从鼻梁和鱼尾纹那里流下来。他患的是血液病，因免疫能力减弱，口腔已严重溃烂。他呲嘴让我看看，牙龈几乎烂光，白森森的牙齿无依无靠十分可怕。他每隔一小阵就必须给牙龈涂一次杀菌药。看着他这份无奈，我内心很是凄凉。我不只是为一位老乡伤感，更为贫病交加的江西伤感。
不久，老乡的叔叔和弟弟赶到上海来看望他，老乡的岳父家还托他们带来了一笔钱。我与他们见面，一面唏嘘感叹，一边也为老乡庆幸。我想要是我躺在这个病床上，是很难有人从江西赶来看我的。一位江西农民跑到上海来侍候病人（姑且不说花钱治病），虽不一定倾家荡产，至少当年的生计是要受到严重影响的。而我的父母都是年近七十、靠儿子们赡养的农民，他们的一幢旧房早就分给了几个儿子，已经无家可倾，无产可荡了。我暗暗警戒自己，万勿在上海生病。
我那位老乡是在入学报到约十天（甚至更短）后就发病的，等到他花了国家几万块钱、病情得到了稳定，学校就照章将他退回江西。正当我为他百般惋惜时，我也发病了，不久以后，我医院。
我发病时正在家里过寒假，连日发烧，乡下的医生诊不出究竟，进城看病又没有钱。腊月二十八日，我已卧床数日，很想起床吃顿年夜饭，以给家里人添一份快乐，减一份担忧。但我怎么也爬不起床。这时我只有一个打算：赶快去上海，到上海治病去，否则怕是要死在江西。那时候我已十分虚弱，腿上尤虚。妹妹说我走路就像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外甥一样摇摇晃晃，这更增长了我的自怜自哀。
春节刚过，我就天天盼着自己稍有转机，以便有力气独自投奔上海去。没有一个人能护送我，因为穷，因为出不起路费。妻子将我送到九江的轮船上，哭哭啼啼地分手了。我独自挣扎着去上海。船上的两天，我竟然没法按时去买吃的，因为我气喘脚乏，行路不便。我一路饿着到了上海。
年3医院看专家门诊。接诊的专家将我作为危重病人安排到急救科监护病房。等不及护士送来被子，我就一头趴在病床上不想爬起来。一位女医生来记录病情，见我这个样子，满脸焦急与怜悯。六院是由外国人捐助医疗设医院，专门收治危重病人的监护病房，其医护条件更加可以放心。我能带着一口气住进六院，确实深感庆幸。可想起那位江西老乡出院才不久，医院，心中倍加凄凉。
医生开始担心我患的是某种疑难心脏病，后又怀颖我是血液病，有一次全急救科的当班医生在副主任率领下全都来到我的病房，把我的病床围得严严实实，他们仔细地观察问询，并摸遍我的身体，那份郑重和严肃让我吃惊不小。那几天我心中老是萦绕着一些不祥的意象，担心自己气数已尽。
诊断结果终于出来了：结核性胸膜炎、胸积水、肺结核，我和医生都松了一口气。我赶紧给父母写信，像写喜报一样轻松愉快，告知仅有小病而已。又反复给妻子写信，一再嘱她千万别来上海看我。那时她在一家农村中学教书，每月收入仅一百多元。而我们学校研究生食堂的伙食费，每月就需两百来元，医院的伙食费更高，光我一人，已有点吃不起，倘是二人，就肯定吃不消了。我反复说我在这里很开心，其实不知有多想见到家里人。要做穿刺手术时，我按着医生的吩咐跑上跑下，办理各种手续，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医生几次问我，你没有家属陪护吗？明天做手术时也没有吗？我轻声说没有，然后抱歉地笑笑。
我刚住院时，一位朋友的夫人就说：他在江西工作那么多年，肯定是长期营养不良，把身体搞垮了。我同室的病友对我说：你一发病就赶回上海，你这人有脑筋，要是在江西，说不定人已经不行了。——他们对于江西的想像是如此一致。山荒水疲，地薄人穷，经济凋敝，文化落后，人有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之心，地无除旧布新、起死回生之气，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江西。
年秋季开学才一个月，又一则募捐海报贴遍了华东师大校园内几个繁华区。数学系一位新入学的研究生，由于经济压力太大，课程也重，心情一直很紧张，开学才一月就暴病而亡，连抢救也来不及。那人的父母也是年迈的农民，妻子居家无业，还带着两个孩子。当那家父母和妻子赶到上海来奔丧时，那是如何天崩地裂的痛苦。凑巧的是，这一家人也是江西人，是贫病交加的江西乡下人。那时我妻子随我来沪流浪游学，我们二人的稳定收入是我的生活津贴，刚由每月一百多元涨到每月二百多元，其他生活所需全无着落，完全是衣食不保的贫寒日子。可是我们路过募捐箱时，还是投入了十元钱。据说有关部门为他们募集了一万多元。我想，倘若他们不是江西人，而是江苏浙江或广东福建人，也许就募不到这么多钱，因为他即使遇有灾难，可没有贫病交加的地域形象作烘托，难于激起这么广泛的同情心。
有一位江西老乡，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从小娇生惯养。读书也很顺利，初中毕业就考上师范（这就摆脱农民命运了），后来又考上市教育学院，毕业不久又考上省教育学院，最后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从小县城的一所师范，到大上海的复旦大学，此间距离是如何大如何远，他可以说是拼着老命猛打猛冲许多年才如愿以偿的。
正当他想在专业上发奋努力时，他病倒了。他的问题出在脊椎骨，这病很复杂。医生说非做手术不可，他表示同意，但不准备告诉父母。我想他是受尽呵护的人，甚至不大懂人情世故，他哪能独自承受这么大的磨难。医院去看他，反复对他说，这算是大灾大难了，是最需要亲人的时候，就是再体贴父母，也不好瞒着他们，因为你需要他们跟你共同承受。此后我还不断让别人传话，嘱他手术期间，一定要让家里来个人。可他终于独自承担了这么复杂的手术，尽管他先后几次写下遗书，尽管他内心那样想倾诉生离死别的亲情与哀痛，可他终于还是每隔一定时间，就给家里写一封平安无事的信，即使才从手术台上、从死神身边回来，他也仍然告诉父母说，他过得很好，一切平安。
不是因为他在情感上特别强大，而是因为他最清楚地知道：他家在农村，家在江西。家在江西，意味着你出来以后永远也得不到家里的援手。单从经济上说，家里人成年的积攒，够不上你在大上海一个月的开销，向家里伸手要钱简直有道德上的恐惧感。再说，每一个逃离江西的人，特别是逃离江西农村人，都是代表整个家族到外面开拓生路寻找天堂的，你心里装的是荣宗耀祖的宏愿，身上负的是济世救贫的使命，哪里还有给家里人添麻烦、添拖累的道理。你在外面纵使生病，但你是天堂里的病人，家里人虽然平安，但那是地狱里的平安。你终究是幸运者，终究是强者。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你只能独自承受一切磨难和痛苦。
我在异乡两次因病住院，其中一次近在县城，可从没一位家里人来看过我。这种经历促成我认识到了自己特殊的身份，和与家里人的特殊关系。那位独自承受手术的老乡，一定是有了与我相同的认识，才突然变得那么坚韧，那么顽强。
我在华东师大前后过了四年。四年间遇上了三次为研究生或研究生家属发起的募捐活动，其中两位研究生家在江西。在我所住的那幢研究生楼里，先后得过重病的人我知道的有四位，其中三位家在江西。我在外面奔波多年，对两句能表明我身份的话感触特深。在江西工作时，我总是对朋友们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朋友们一听就对我有个大致的了解。来到上海后，我常对人说我家在江西，人们常常一听就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家在江西意味着什么，原是大家都心中有数的。有时我禁不住想，其实你知道得远不如我多，好像我这知道得多，有什么值得骄傲似的。
年7月13日，写于北京黄村
原载《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年版
（我在异乡生活的年头越多，能拿来跟江西对比的东西就越多，因此对江西的感受也就越深。就拿工资这一项因素来说，我年离开江西一家农村中学去上海求学时，已经有12年教龄，离开时的月薪是余元。同寝室一位来自湖南某农村中学的同学，只有5年教龄，他离开那里时月薪是多元，比我翻一番。去年冬天我在北京认识一位年轻朋友，他说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在山东一所中学教书，月薪是多元。这个悬殊叫人不大好理解。就在我离开江西不久，一位江西的官员调到山东任职，发现山东的工资比江西高出这么多，觉得很对不起江西的父老乡亲，建议江西工薪层普遍长一级工资。这个故事那几年成为江西各机关的美谈。当时我的父亲母亲和村里所有的父老乡亲，对这个美谈都很有点回避，因为他们不拿工资。）
年3月29日，补记于北京北小河边
摩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