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大学？我找不到读大学的意义，我那么多同学就是因为读书而死的。”
十年前那场地震，使北川中学这四个字成为一道最深刻的疤痕，至今并将永远昭示着灾难所可能达至的绝望和惨痛的程度。因为人数密集，学校往往最是死伤的渊薮，该校震前在校学生人，地震将其中一半以上学生永远劫入地狱之门，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更像是上帝撒下命运之网时趁隙而下的蝼蚁，当时若非运气、机缘或一些说不清的天机，你无法解释命运的网开一面遵循的是什么规则。
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还活着，活着的人在十年后再忆当日，觉得那一幕幕像是过电影，自己曾在里面切身体会地参与过，但已可以平静地回述。即使是生还的学生，我们都能看见地震在每个人生命轨迹上引爆过的断裂，至今牵引着他们走在不寻常的路上。经过十年的青春伤痛物语，他们已四散在不同城市，但回忆、祈祷、救赎和自强会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跟随他们在各地生根发芽。
—
“假先生”郑海洋轮椅人生
新北川几乎位踞绵阳和老北川的中央，到两头各是30公里，从辽宁省援建的辽宁大道右转到西羌街，就是新北川的地域。远处的青山在天幕上映出柔和而写意的轮廓，一马平川的县域让人会意北川人重建家园的宗旨——也许他们已经惮于再在山区里扎寨。这里本叫安县，拆了好多村落让予新北川，安县又重新调集村镇，变成了隶属于绵阳市的安州。为了在平地上建起一个新北川，绵阳也大动格局。
新生广场上的风从空旷的平地上吹来，广场上有一根象征性的尖碑，铭刻着“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如果在羌历的萨朗节，万人会攒动于此就着羌鼓跳锅庄。郑海洋的轮椅伫立在碑下，轮椅下的身体是阙如的，但他肃穆的神情会把旁人的目光吸引在轮椅之上，风掀动他的刘海，露出微圆而帅气的脸庞。我们给他按下许多照片，他已经习惯了镜头，同时，新北川也已经习惯了有那么些人是下身空空地坐在轮椅上。
“相逢不过数日，你细数过我头顶无数的白发，我告诉过你心里封存的秘密。你说，我们共享了酒精和怒目，我说，我收获了友情和岁月。我抱着噩梦的往事活着，你恰逢此事轻巧路过，复制伤痕公之于众。”
这几天，他的朋友圈变得感性无比，为了清明，他已经在家里呆了半个月了。那天晚上，他在西羌北街的御景豪庭楼下送别了两个视频记者，那两记者从清明前就来了。在夜灯下他们一字排开跨过马路，他摇着轮椅走在最前面，黑白色调的照片中透出清寒的灯束，身后的路面笔直通向黑压压的大型居住区，两边细直的树干还不知几时能成荫。
郑海洋最近接待了不下二十波记者，少有记者可以让他开启心门，那两个北京来的记者不但年龄相当，最重要的是“没有把采访当任务，有的记者你知道不会再有交集。”他早已把采访看作是走流程了，他不会拒绝记者，总是例行接待一般把他们约在家楼下一家叫“品味江湖”的烤鱼店，细腻审慎地观察着每一个新鲜的面孔，决定要不要敞开心扉。前不久，一个女记者问他废墟下的情形，他就简单说了下，对方感动得哭了，他很诧异，突然不想再说。他总认为当时情形是不需要赘述的。
每次走进走出，小区门口的保安见了总会上去助推轮椅，虽然郑海洋已经完全应付自如。也是在“品味江湖”菜馆里，我初次见到他，额前刘海遮到了眼镜前，上半身微微发福，27岁的年纪有着30多岁的长相，不停地埋头在手机上。这名曾经有cm身高的篮球前锋在5·12之后，身高对他不再有意义。那张废墟里的照片，一个清癯高瘦的少年向镜头摆出一个剪刀手，身体夹在两块预制板中，下半身被埋得看不见，他和同班的廖波被冠以“夹缝男孩”的称号，把廖波卡住的石板上还踩着一个当时在县政府做汇报演出的同学李阳，他帮廖波拎着吊瓶，被称作“吊瓶男孩”。
最近，郑海洋老是做噩梦，梦见废墟下一个个像被浇筑过的无法动弹的同学，他们的声音逐渐微弱下去。“对于梁旭阳的死，不知是因为体力还是意识的原因，我已经没有任何伤心难过和惊讶了，甚至连一丝丝遗憾也许都没有，疼痛已让我变得有些麻木，又一个同学离我而去，我却如同儿戏一般......”，当时情景被郑海洋写在一篇叫《废墟下的22小时》的两万字回忆录里，这篇复课后写就的回忆曾被疯传。他震前在北川中学的高一(1)班，震后落到高二(2)班，曾经一度想闷起头来写小说，当时自称是已经写了10万字，但身边人都劝他不要再回忆，那一稿就被他束之高阁了。
“我现在都不想再去看我写的东西了”，他对有些话题显示轻微的嫌恶语气。复课后，他长期抑郁，爱发脾气，高三下半学期因学不下去执意回家呆着，“很正常啊，他们都在外面上体育课，我是什么心情？”那时成都有一个志愿者，是名残疾学生的“干妈”，跑到他家里去，郑海洋又突然说不想再进行文学创作了，他嫌看的人少，无法理解。北川中学的校长刘亚春现在在每个5·12来临时都要跟县委宣传部打个招呼，希望不要安排记者来采访。这位因上亿重建款而陷入争议的校长十年来过得不易，地震中死了妻儿，现在再娶并有一个女儿。宣传部的王主任于是给我推荐了几位毕业在外并干得不错的毕业生，特别说到郑海洋，“他一开始还不能接受，情绪很不好”。
就着这一说法，我问郑海洋，“你是么时候才走出来的？”。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走出来，什么叫走出来？”他反问我，一开始，和他聊天让人觉得一些寻常的问题都像打在海绵上，还不知会碰触哪根神经，被狠狠地弹回来。“我遇到好多记者，我愿意去说，廖波过得很好，虽然他现在也结婚生子了，但他不愿意再说。我俩对待这件事情的方式截然不同。你怎么定义?是他没走出来还是我没走出来？我现在常梦见他们(废墟下的同学)，醒来还是会哭。”
郑海洋坦言，他是一个很有戒备心的人，但又会在相熟之后把什么底都露出来，“别人以为我老谋深算，但实际上我待人很感性，纯粹看心情。”他把头发一甩，露出一丝因疲倦而不屑，老成又极想掩饰的笑意，再往细里打开话匣子就不愿意了。他从大学开始就在创业了，因为实在无法想象朝九晚五中打卡的自己，现在他是一个叫“假先生”的残疾人医疗平台的创始人，“假”是假肢的意思，他有丰富的媒体资源，所以经常在创业节目上露脸，看上去风光无限。但这往往是表象。
接受与成长
做医疗平台是要烧钱的，有钱才能不断迭代，目前几个创始人合投的50万快要烧完。团队制作的安卓版“假先生”APP还是雏形，上面链接着众多医疗机构，却鲜有交易。各种机缘巧合，他能认识那种大腕儿级天使投资人，比如徐小平，但是自从去年7月公司成立以来，计划融资的万天使轮到现在都没有敲定，因为这种项目没有参照。在投资人面前，他的稚嫩天真就原形毕露了，有公司问他目标客户群，他不知怎么说，“我说据官方统计全国现有残疾人万，涉及残疾家庭有2.8亿个，投资人问我，那你才四万注册用户？”所以告吹了，现在他知道要留一手了，“其实商业谈判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能太诚实。”
今年二月，项目终于有了五六万广告收入，创始成员开始有了工资，但是只要没有更大的投资跟进，郑海洋还是拮据的。从新北川到成都去上班，他得穿着义肢打滴滴顺风车过去，由于项目还没正式走上轨道，他不好意思提配车的事，也更没想过自己开车，“所以挺麻烦的”，他说。如今他体会到，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商业轨道是如此艰难，相当于“之前都是用投资人的钱给你做市场验证，现在你要用自己的钱做验证”，但他无法开口让创始团队再拿钱了。他自己也投了20万，是从上个项目退出时拿到的，他还拿一部分钱在新北川按揭了这套房子。
很多人劝他干脆把“假先生”做成公益，郑海洋没有头绪，他自感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按商业逻辑设计的，“每个环节都存在收费，怎么做成公益？”。有时候他深切感受到身边这个残疾人圈子的封闭和压抑，即使在他们中间推新事物也要花很大功夫。
只有提起了至今还在粉的偶像，周杰伦和韩寒，能提振他的聊天兴趣。他在病榻上时，周杰伦正好来成都开演唱会，本要来探望的，医院而放弃，给他写了一张小纸条：郑海洋小朋友，你要振作......，他至今留着，“字迹我对比过，应该是他的”，而韩寒的小说是他复课后的精神支撑，他至今还打听着他的手机号。
“韩寒让你学到什么？”
“愤世嫉俗。”地震后，所有好的坏的，真诚的和虚假的都在他眼前展开，伴随着青春期本来就如约而至的迷惘一起发酵，最终让它演变为愤世嫉俗。有太多爱心人士挤破伤残者的病房，开始都承诺这承诺那，比如说班上一个截了单肢的女孩刘敏，起初认了个志愿者“干爹”，干爹突然杳无音信了，原来是拿了资助者身份去办了移民。脆弱的少年之心把一切都记住了，医院里的小工给他送一瓶矿泉水他都感恩在心，叛逆就在那时开始，郑海洋在病房外贴了张“谢绝采访”的字条。
“为什么要读大学？我找不到读大学的意义，我那么多同学就是因为读书而死的。”抱着这种心态，他走进高一(1)班，会对关心他的老师说，“我认真听你的课，其实是在‘配合’你”。高二之后，郑海洋开始长期谢绝媒体，原本一到上体育课，他们这批截肢的同学是呆在教室里的，但有次一个大媒体来拍视频，想让他们配合着去操场上“摆拍”一下，他立即知道对方要什么，“就是要我们在一边眼巴巴看着他们上体育那种感觉”，他直接怼了那记者。
现在，他已经对“摆拍”不再抗拒，就为了给自己的创业项目曝光，他必须多出出镜，配合也就配合了。清明的时候，他穿着印有“北川中学”字迹的雪白套头衫，和十几个同学回到老县城，在一处当地人叫做“万人坑”的草坪前各摆上一支黄色菊花，十几个摄影师的长枪短炮前，他们静默得排成一字。当其余同学散去，郑海洋遇到一名迟来的摄像，希望他再摆上一支花，后来在镜头里，他注视着绿草如茵的草坪，草坪上方的阶梯上矗立着一根还飘着红旗的旗杆，那是已覆于山体的茅坝中学留下的唯一的东西。春日的山风不识旧日的震痛，轻柔地吹拂着他眼角的泪花。
“曾经以为，17岁，我会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下失去生命，而后，现在，我坐在轮椅上，用以前从来不可想象的方式，感受这个世界。无论，快乐还是忧伤，从来无法停止追忆，虽然，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他们再也回不到我的身边。”——来自《废墟下的22小时》
—
喻川
失怙的孩子
从绿意掩映里一块“北川地震遗址”的路标处进山，省道开始崎岖不平，皲裂的路面还被封锁在车道的一侧上，一些巨石犹如化石陈列在上，由铁栅栏分割出十年前的原貌。这路基已经较当年抬高了近5米，地壳运动仿佛更迭过一世纪，26岁的北川青年喻川开着一辆大红色POLO，没事儿就老往老北川跑。他震前是北川中学的分校茅坝中学初三(4)班学生，震后是第一届复课高中生，入读高一(10)班。
进入老北川犹入无人之境，一座倾圮的空城埋设在秀丽的景家山羌寨之下，山野气久踞在所有已塌和未塌的屋墟上，疮痍里滋长出一片青一片黛的新的生机。喻川开过已经成了地震纪念博物馆的北川中学，往西北方向去鞍子坪，那里还住着他的小姨、二表哥和大表嫂。后山有一座墓冢，那是外婆一人的，确实，这一个零落的家族只有外婆一人有墓——因为她是两年前才离世的。
原北川中学所在的任家坪处在一片青山围抱中，鞍子坪的新建民宅点缀在西北方的山坡上，两处属北川的“山上”，相比于河谷中的老县城，毁坏度不算最大。鞍子坪的村民并未撤离，山上依稀的村落犹见炊烟缭绕，山下的死城还在听空谷足音。
春节回去的时候，那已另嫁的大舅母和他在村委吵了一架，她用身体推搡上来，指着他鼻子大骂，“你咋没在地震中震死？”，小伙子凭着在视频网站做拍客的本能把手机掏了出来。外婆名下还有四亩自留地，大舅母硬说当时花两百块买了下来，却拿不出凭证，喻川觉得那是外婆“沈家门”唯一的遗产了，无论如何要留给姓沈的，他要为失怙的二表哥争取一下。
地震后，这个家族发生了震荡式的裂变重组，没有被摧毁的山上自留地为这个艰难维系的家族留下后世争端。大舅母和大表嫂都另嫁了，大表嫂另嫁的是村长，而大舅母的赵家有兄弟是村委书记，和这位村长是死对头，由此婆媳顺势变成仇家。外婆在世时，那自留地上的杂树在村长的动员下改种了猕猴桃等经济作物，被大舅母说成是村长侵占她自家土地，把村长搞成阶下囚，如此一来，原本丧夫的大表嫂命运再遭一舛，“你想得到吗？大舅母改嫁后没领证，看来是步步为营，把沈家最后的遗产都要留给他赵家的兄弟，太过分”，喻川想不到一个婆婆能对曾经的儿媳如此绝情，地震后，他看到了太多人性奸诈。不过，震前就生下女儿的大表嫂总觉得有一根血脉还和沈家相系着，于是和沈家更亲了，“她总觉得即使改嫁了还是我外婆家的人”。
地震来临那刻起，所有家庭都不自觉地激荡嬗变，地狱的闸门落下时是如此无理可循。喻川当时在茅坝中学，学校位于老县城里的茅坝新区，建在一陡峭的岩壁下的一块平地上，如今再重瞻，只见一条瀑布状褐色的山岩垂直嶒棱着，茅坝中学已全然覆于岩下，不见半丝踪迹，七百多名师生几乎全丧于山崩。
小升初时成绩不好，于是被分在了北川中学这个分校，初三(4)班实有人数25人，幸存23人，是唯一一个因体育课而基本留存的班级。中午时分，在宿舍里午睡时喻川一如既往地亢奋着不躺下，导致被扣了班分，生活老师进来踢了他，让他识相很多。下午第二节体育课开课，全班下了楼，班主任正为应付中考而搬到宿舍楼来住，喻川想着拍马屁的时候到了，自告奋勇和两个女生为她收拾家，什但还是贪玩，稀里哗啦一通应付就溜下去打篮球，此刻距两点二八分还有五分钟。
他在篮球架底下坐着，等着候补上场，突然感觉地掀动了一下，“出啥事了？”打篮球的停下愣了下，“大概是下面工地施工”，他说，从操场的方坪边，沿石阶而下，就是政府职能部门簇拥的茅坝新区，那一排除了鳞次栉比的电信局、公安局、林业局、县政府之外还有工地在搭架子，学校正下方的一块地正在打桩。五秒钟后，地底10公里以下的龙门山断裂带在休眠了三百多年后终于再度抖动龙脊。就像天上扔了一颗炸弹，喻川感觉屁股下一阵强烈的冲击波，把他弹到一米外，“落地后往下一陷，后来又弹起来”，而眼前开始山崩地裂，灰雾迅速遮眼，他没有看见教学楼垮塌的一瞬间。
伴随着一片看不见摸不着的哭天抢地，他懵着大脑往声音处汇去，和几个同学抱到一起找着校门，嘶声喊着，“初三(4)班还有没有人活着”。直到从校门口逃出去，他才恍然这不是工地爆炸，而是地震了，外面的世界是一片炸弹扔过的疮痍，路上流窜着惊魂，地裂了，脚下皲裂的地皮静止在凹凸的波浪上，景物都扭曲变形地堆在眼前，他们只知道要上山，往北川中学的本部去。
这4公里的路走在废墟山上，脚边倒下的人摆出各异的形态，这个刚满16岁的少年吓得嚎啕大哭，想起了在县城馆子里吃饭的一家人。那天，刚退休的二舅组织家宴，就在前一天，他还打着小九九，跟父亲商量也想去庆祝，实则是想吃顿好的。如果不是曾经当兵的父亲，他也许早就初中分流了，等待被某个技校录取，但父亲一定要他考高中，固然没有准他请假来吃饭。
命运就在那一刻奇特地分流了，那天再也走不出那饭店的有他的父母，外爷、二舅二舅母、大舅、大表哥，“小姨提早出来了十五分钟，外婆那天上山收菜去了，为了那五块卖菜钱没有去吃饭，大舅母本来就跟沈家不对头，没有去”，如今跟我说着十年前的往事，他麻利地细数着，“听小姨说，她出来的时候我爸喝醉了，我想哎......大家一起走时还算是挺开心的”。
当他下山沿着老县城去找那废墟里的饭店，发现根本就无法辨别，眼前景物失去了参照，自己茫然走在一座座夹带着家具的山上，这种奇幻对这个还不怎么接触科幻电影的小镇少年来说难以描摹。他从小胆小，遇事就哭，那天一整个下午在老县城里边哭边吼，迎面逃难来的人跟他说，“找不见咯，前面是一片废墟。”“那天晚上躺在北川中学的操场上，就不知道明天要干嘛，当时觉得全家只剩下我一个人。”当他裹在一个同学送来的两条被子里，操场上的天空有种诡异的紫红色，雨水涟涟地下着，周围一片自救的乱象，乒乓台边一排排尸体摆起方阵。
在老县城关闭之前，他回了趟“家”，在两块预制板和墙面搭起的三角空间里，他家的狗毛毛蜷在一张床板上发疯地乱叫，他哭着把毛毛抱下来，打开包里的火腿肠给它吃，防疫官兵给他两条路，一是杀了狗，二是放了狗，他放了狗，狗像上了弹簧往家的方向跑去，“毛毛！”，少年站在警戒线外对着狗叫了一声，哭得撕心裂肺，狗往回看了一眼又往废墟里跑去了。
野蛮生长
十年后，喻川长成了一个斤的魁梧青年，整天嚷着要减肥。16岁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独自在成都，本来觉得那种成绩，差不离是在县城里做个洗剪吹，或是继承父亲的行当，在县城里做粉刷匠。“我现在可以跟你讲，是因为我主观上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这段时间特别想倾诉，为这十年做个总结......虽然我这十年不算优秀，但我也莫名其妙买了房，莫名其妙有了车，但这个生活没意义，过着过着就找不到北，又没有亲戚好联系......”。
一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开始轻叹，俊朗的浓眉下原本还乐观纯净的眼神开始扑朔不定，用他高中时的女闺蜜陆春桥的话来说，“大川这十年非常精彩”，但这种精彩更多缘于不同寻常和不可思议的野蛮生长。他见过太多世面，是非、喧嚣、嘈杂，人生的阳面和阴面在震后泥沙俱下。
还记得当年在家的废墟上挖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却在隔壁邻居的废墟里挖到一整张熊猫皮，煞有介事地报警，结果那头让他联系林业局，“林业局在电话里把我骂了一顿，‘你给我们打电话干嘛，你自己藏了或烧了都行嘛，现在我们还要查是谁的’，我懵了，我想这事不是应该受表扬的吗！”，地震是告别天真的开始。
外婆的病逝，如同一个漫长的告别，那种感觉“跟父母那种‘亲情上的断裂’不一样”，他觉得从此没有家人了。他把新县城的一套安置房卖了，拿了28万元，县城里尔玛小区的房子专门安置老北川的灾民，当时总价9万元，是他高二的时候挤在大人堆里摇号买的。当时手上有外婆的钱，还有失怙未成年人每月的补助，失踪或丧生一人一次性补助元，父亲当兵退伍后户口找不到了，只有母亲的逝去换来元。
来成都买房，只有一个想法，哪儿便宜买哪儿，在接近城北绕城高速的地方买了个80平的绿地城的房子，房贷和车贷占去工资一半，以减肥为借口，总是随便打发晚饭。那天我请他在小龙坎吃火锅，他却先喊了两碗米饭和一碟南瓜饼。他承认他胃口太大，在家里炒来炒去三个菜，回锅肉、土豆丝和红烧茄子，生活的实况与那温馨的小家并不相衬。新居是一副家的模样，全是二手淘的家具，客厅里醒目的红色布艺沙发也不例外，餐桌上的背景墙贴着紫色羽状花纹的墙纸，衬着各种熏香蜡烛。
正职是给一家暖气片公司下乡做推销，开着那辆4.4万元的二手小POLO到处出差，“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销售”,他腼腆地自嘲道。这家公司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他在背景调查的表格里瞎填了父母的信息，为了打发清寂的夜晚，他租了一架钢琴，从网上荡简谱下来学。
年9月复课的高一，是一个过渡时期相当不正常的存在，像喻川这种基本考不上高中部的学生都被收纳了，各个乡脚里凡是幸存的学生都可免试进入相应年级，震前一个年级10个班，震后扩张到15个。喻川是高一10班“成绩最差的班长”，那些受灾严重的孩子每天都被置于全国的聚光灯下，各种优待和北京白癜风医院北京看白癜风哪里医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