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柳宗元的“勇于为人”价值取向与先秦实用主义——兼论韩愈评柳宗元“勇于为人”说何蕾作者：何蕾(.10—)，女，安徽蚌埠人，年6月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年6月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多年来致力于唐宋文学和文化研究，出版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摘要：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评价柳宗元“勇于为人”，认为这是导致其政治事业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并未对“勇于为人”的内涵进行阐释。“勇于为人”之“勇”与“为人”都是传统儒家较为看重的品质，韩愈却以此评价柳宗元，可谓褒贬不明。倡导“人文化成”的韩愈是典型的儒家理想者主义者，而柳宗元致力于政治革新事业的行为与先秦实用主义学说基本相通。两人目的相同而一从实用主义出发，一从理想主义出发，可谓殊途同归。在中唐这个亟需重整国家秩序和重振国家权威的时期，韩愈略去敏感的政治话题，将柳宗元置于儒家话语体系内进行评价，情绪复杂而用心良苦。柳宗元卓绝才华与悲剧人生之间的反差一直令人慨叹，其与王叔文、王伾的交集不仅导致政治事业的失败，亦成一生“污点”，官、私评价多不离此。《旧唐书》措辞较为含蓄，称其“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1]《新唐书》则于严厉批评中兼以惋惜之意，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媢，一偾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2]南宋人对柳宗元的评价与此相似，仍旧将之比为热衷名利的小人，《宋史》载胡沂在论龙大渊、曾觌的奏章中说“大渊、觌不屏去，安知无柳宗元、刘禹锡辈挠节以从之者。”[3]王阮直说“柳宗元失身匪人”[3]。可见，柳宗元在宋人心目中已成为文人中的反面典型。诚然，柳宗元政治生命的终结是“二王”政治革新失败的直接后果之一，但宋人指柳宗元积极投身革新事业为“嗜进”一点，却有失公正。
两《唐书》及唐以后人对柳宗元的评价，大多受到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影响。韩愈将柳宗元政治生涯的失败和人生悲剧归结为个性原因，谓“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4]作为柳宗元的朋友和“二王”政治革新事件的旁观者，韩愈在此文中的评述立场尚算客观，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从同时代人和朋友的角度概括还原了柳宗元的一生。而柳宗元“勇于为人”的个性特征所彰显的价值取向，韩愈本人并没有解释，唐宋之际的学者也罕有阐释者。在韩愈看来，“勇于为人”的个性是导致柳宗元政治事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得到中唐和宋代官、私舆论的普遍认可，可见柳宗元的“勇于为人”个性特征并不符合中唐和宋代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主流价值取向。然而直到去世，柳宗元都不曾彻底改变自己“勇于为人”的个性特征，不肯承认自己与“二王”的交往是朋党之论，更不曾痛悔自己当年的政治选择。柳宗元为何坚持“僻涂自噬”[1]，显然并非刻意对抗主流，而是基于其所坚持的价值取向。（柳宗元像）
一、“勇于为人”释义（一）“勇于为人”的儒家价值立场
“勇”的概念向为儒家所看重，其用作人物褒贬时，语境通常离不开儒家价值立场。“勇于为人”是韩愈对柳宗元青年时代个性行为的总结，也是韩愈剖析柳宗元政治生涯失败的原因所在，但韩愈并未对柳宗元“勇于为人”明示褒贬。“为人”显然并非“帮助人”的意思，而是指一个人的一贯言行。在传统儒学价值体系内，“为人”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念，是评价和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孔子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2因此韩愈从“为人”角度剖析柳宗元政治事业失败的原因，既符合其儒家学者的立场，又避免谈及“永贞革新”这样一个敏感话题。柳宗元“为人”如何，事实上韩愈已经在《柳子厚墓志铭》前半部分详细述及，为官“俊杰廉悍”，行事“踔厉风发”，作文“出入经史百子”，对待朋友有“节义”，这样的柳宗元显然是一名优秀的官僚士大夫。但在《柳子厚墓志铭》的后半部分，韩愈却指出“勇于为人”是柳宗元人生悲剧的根源。乍看之下，似乎前后矛盾。事实上，韩愈对柳宗元的前后评述并不矛盾，前面言及柳宗元的文学才华等均是事实，无丝毫溢美之嫌，后面说柳宗元“勇于为人”也是事实。韩愈是一名以恢复“斯文”之道为毕生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看来，柳宗元政治事业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勇。“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是韩愈对柳宗元“勇于为人”行为表现的总结。韩愈虽然没有对“勇于为人”的内涵作具体阐释，但结合上下文的陈述，可大致理出一个轮廓：柳宗元个性过“勇”，不能“自持其身”、不顾自身安危，过于自信、高调，有躁进之心，认为将相之位唾手可得。这就是柳宗元人生遭遇的源头所在。“勇”，与“为人”一样，源出于儒家价值体系。因此，韩愈对柳宗元“勇于为人”的评价是褒是贬，不可遽下断言。“勇”是传统儒家学派较为看重的一种品质，孔子多次提到“勇”。在《论语?子罕》篇中，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5]95，强调“勇”是与“仁”并列的品质。在《宪问》篇中说“仁者必有勇”[5]，再次将“勇”与“仁”系为一体。在《阳货》篇中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5]，将“勇”与“义”并列。在孔子的思想体系内，“勇”是一个完人必备的品质之一，谓“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5]孔子以后，“仁”“勇”并为后代儒者重视的品格，宋人往往以“仁”“勇”并称褒奖大臣，《宋史》载郭成与宇文虚中死后均获赐庙名“仁勇”，宋高宗曾誉陈俊卿“可谓仁者之勇。”[3]基于传统儒学立场的韩愈，以“勇”评价柳宗元的个性特征，就不能不让人考虑到韩愈的复杂感情。与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的冷静相比，柳宗元一生挚友刘禹锡的祭文则充满了对朋友的沉痛悼惜，如“出人之才，竟无施为”[6]“孔氏四科，罕能相备。惟公特立秀出，几于全器。才之何丰，运之何否？”[6]在刘禹锡为柳宗元所作的三篇祭文中，无一字言及柳宗元的个性特征，更无一处对柳宗元政治生涯失败作出剖析，除了痛悼柳宗元的英年早逝，就是对其卓绝才华的称赞。显然，作为与柳宗元“二十年来万事同”的挚友，刘禹锡完全沉浸在痛苦中，无法像韩愈一样以一种合乎主流的价值观念和冷静态度来评判柳宗元的一生。在韩愈看来，柳宗元因为“勇于为人”的个性而丧失了政治生命，导致“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的悲剧结局。然而韩愈并未指斥柳宗元“勇于为人”的个性，只是一种站在朋友立场的冷静陈述。而在《祭柳子厚文》中，韩愈不着一字褒贬，深情陈述了对柳宗元人生悲剧的感慨和同情，同时也含蓄表达了柳宗元之“勇”的内涵指向。对于柳宗元的人生，韩愈援庄子观点，发出“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青黄，乃木之灾”的慨叹，认为柳宗元的人生悲剧源头在于才华过高。韩愈以排抑杨、墨、释、老著称，庄子和老子属于一派，自然也在其“排抑”范围之内，但其引庄子观点评价柳宗元的悲剧人生，应是出于内心真实想法，而非随意征引。《庄子?人间世》反复表达了“有用之用”“无用之用”的观念，认为巨大的樗栎“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7]41而对人类有用的楸、柏、桑等“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椫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7]43又说“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7]45在韩愈看来，致柳宗元“卒死于穷裔”的罪魁祸首是卓异才华，类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理，其“勇于为人”的底气也是卓异才华，但柳宗元的才华不仅不能改变中唐政治，反而导致其政治生涯终结和半生痛苦。所谓“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4]则有多重指向，既指出了柳宗元敢于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之外大事的勇气，又指出中唐政坛的冷漠，批判了有能力却不肯担起责任的人。显然，韩愈认为柳宗元并不具有改变政治格局的能力，这是中唐社会主流看法，并非韩愈一人感慨。《旧唐书》认为柳宗元、刘禹锡的本分是做好文学侍臣，“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1]，可见整个主流社会都承认柳宗元、刘禹锡的文学才华，而否定其政治才干，认为其参与政治革新事业，乃是“牺鸡断尾，害马败群”的“僻涂自噬”行为。
（二）韩愈的态度
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对柳宗元“勇于为人”的个性特征并未明示褒贬，不过结合韩愈“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诗句来看，其对柳宗元“不善为斫”却“勇于为人”的个性并不持赞成态度。然而在儒家话语范围内，“勇”却是“成人”的重要品质。柳宗元“勇于为人”的个性特征，正是其敢于承担责任、不计后果的精神体现，柳宗元之“勇”与孔子“知不可为而为之”、孟子“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一脉相连的。结合中唐政局和韩愈当时的处境来看，韩愈此番评价确实别有深义，其中或还夹杂一丝钦佩。面对中唐政治危机，“不善为斫”的柳宗元敢于站出来，以革新政治为己任而不惧后果，相比之下，韩愈却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在迫不得已接受史官一职时，认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4]，畏缩之态明显。柳宗元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韩愈的胆小与怯懦，劝谏韩愈“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8]柳宗元不仅自己“勇于为人”，还劝谏朋友“勇于为人”，不得推卸责任，必须承担自己的使命，此足见“勇于为人”不仅是柳宗元青年时代的个性特征，更是其毕生坚持的价值观，南贬荒裔后，仍公开宣称“余勇不自制”。[8]以“勇”视之，韩愈显然不及柳宗元。南宋李涂说“论史书子厚不恤天刑人祸，退之深畏天刑人祸，退之不及子厚。”[9]-李涂说出了韩愈不愿意说出的话。柳宗元的“勇于为人”个性，正是这种不畏“天刑人祸”的精神。韩愈把“勇于为人”作为柳宗元政治事业失败和半生“卒死穷裔”的根源，的确是精辟之见。这种“勇于为人”的价值取向，本身即蕴含浓重的悲壮色彩，是先秦儒家知识分子“士以天下为己任”使命意识的表现。但在倡导“斯文”回归和“人文化成”的中唐和宋代，“勇”并不是受儒生和士大夫阶层推崇的品质。
二、“勇于为人”的评价语境虽然柳宗元的思想根柢是传统儒家，但并非教条地一味附和儒家观点。其对先秦诸多学派思想的吸收，造就了其思想体系的多元特征，尤其是在政治生涯中对先秦实用主义观念的坚持和发挥，与韩愈等“醇儒”的话语体系不合，因此被目为“速进”“躁进”“嗜进”等等。在保守士大夫眼中，其人等同于追名逐利的小人，而非敢于担当、勇于改变现状的实干家。韩愈对柳宗元“勇于为人”个性特征的评价，基于中唐时代的儒家语境，并非源出先秦儒家体系。而从中唐的思想史发展背景来看，柳宗元之“勇”与韩愈之“文”皆是中唐思想史进程中的客观存在。“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0]43所谓存在即合理，在亟需重整秩序的中唐，无论是倡导“人文化成”还是投身激进改革，都基于官僚士大夫的责任感和济世目的，无高低优劣之分。
（一）儒家话语权的回归
韩愈以《五原》吹响“道济天下”的号角，是“醇儒”试图重整秩序的自觉行动，也是对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继承。“儒者代表的是一种类似人文主义的思潮，他们心里有一个终极的理想世界，又有一个先验的道德本原，他们对于所记忆的‘过去’有太多的理想和想象的成分，他们希望通过一种‘仪式’与‘象征’为中心的‘礼’来保持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秩序，因而不希望过多地考虑实际社会中的实用性问题。”[11]98在华夷平等、三教并行的唐代，以“仪式”与“象征”为中心的“礼”并没有被唐代的最高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集团忽视，反之，获得了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更高的地位。唐代统治者采用了多种形式保障“礼”的地位。如贞观时期，孔颖达奉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武周代唐，利用“礼”大做文章，修建明堂以通“天人”；开元盛世，李隆基令徐坚等人修纂《大唐开元礼》以彰盛世、强调儒学核心观念。礼官的地位也极为重要，正六品的礼部员外郎一职也跻身“清要”之列。可见儒家之“礼”以及与“礼”有关的一切，在唐代不仅没有在“释”“老”二家的挤压下萎缩，反而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军事扩张而发展，并在唐帝国发展至顶峰时，达到制度上的完善。当然，唐帝国的发展、扩张与儒家之“礼”关系不大，乃是吸收蛮族的彪悍之风，坚持开放的胸襟与气度，方致空前盛世，诚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12]然而，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大一统帝国都把儒学尊为主流意识形态并加以巩固。汉高祖刘邦对儒生态度的前后变化可谓典型。因为天下一统后，“当世要务”是别尊卑、明等级，将一切人等纳入“礼”的秩序，做到“亲亲尊尊”。吵闹的朝廷在明“礼仪”后，一变而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13]刘邦因而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唐帝国虽然有“胡人”血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面对一切文化，但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13]“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13]帝王们深谙此理，在得天下后往往不会拒绝儒家学派。作为儒家思想体系核心的“礼”，其核心在于亲亲尊尊，是约束人性的绝佳思想武器。因此尚武而开放的唐帝国，并没有因为宣传“老”与亲近“释”而忽略了“礼”的建设，反而以成文法典的形式巩固了“礼”的核心地位。影响东亚地区一千余年的“法典之王”《唐律疏议》的立法原则和核心就在于“礼”。所谓“一准乎礼”[14]的立法原则将西汉以来引经决狱、援礼入法、儒法合流等以法律形式保障儒学核心地位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在“释”“道”两家大行其道和尚武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儒家学派能够一直保持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并没有被统治阶层和士大夫阶层抛弃，只是未形成一家“独尊”而已。
而在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礼”所规定的那一套等级秩序已经被大规模破坏。对于统治阶层和士人集团而言，胡人叛乱、军镇跋扈的最恶劣后果是破坏了“亲亲尊尊”的伦理秩序，这种对秩序的影响远甚对经济的破坏。士大夫集团为之骄傲的“名器”之尊早已于安史之乱中丧失，所谓“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15]而至中唐，“僭越”已成常态，思想界虽然仍旧是“儒释道”三教并行，但“夷狄之法”的佛教在士大夫圈子的流行，已经影响到儒家思想体系的权威，道教对士大夫阶层的侵蚀也已相当严重，整个国家秩序与思想秩序都已处在危险的边缘。有责任感的官僚士大夫各自从自己的价值体系出发，发表各种“济世”“佐世”之说，造成唐代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对于亲近传统儒家学派的士大夫来说，整顿思想无疑是首选。因此韩愈等人公开倡导的“儒学复古”虽然在当时并不能对政治形势产生影响，但却为其赢得官方话语的支持，从而奠定其一代醇儒地位。《旧唐书》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1]-虽然官方承认韩愈等人“道未果”，但毕竟是站在正统一端为维护儒家之统治地位而汲汲奔走的行为，乃是“仁义”之举。面对“陵迟之末”的混乱局面，韩愈、李翱等人站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力图恢复“礼”之秩序，与先秦儒家呼唤周公、游说天下，试图挽救“礼崩乐坏”乱局的行为如出一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行为。
（二）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分歧
儒家学派的一个特点就是过度的理想主义。先秦如此，中唐亦如此。“重建国家权威与思想秩序，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基本不愿意考虑现实世界的各种因素，也不愿意考虑实际的个人情感。”[16]孔、孟等人的努力，在乱世是行不通的，韩愈等人的呼唤，在尚有强藩不肯归顺的中唐，也注定不会成功。得天下需马上得之，治天下则需下马治之，这是公认的道理。但下马治天下的前提必须是已得天下，也就是说“人文化成”需要一个大一统的强有力政权环境，而大一统权威已摇摇欲坠的中唐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在中唐时代，平定强藩、增加赋税才是最为现实和迫切的问题，倡导“人文化成”反倒不切实际，因此韩愈、李翱的做法虽然占据正统的制高点，但对于改变现状用处不大，官僚士大夫集团很多成员更